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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萬日元的物資消耗和24人的傷亡,甚至還比不上日軍一個師團進行一次實戰演習的消耗和傷亡指標,而獲得的利益無異於中了幾十個超級大獎。
日本政-府當初不支援日軍的行動,就是怕引發中日長久的戰爭,從而將已經面臨破產的政-府財政徹底推向深淵。
但現在,相當於政-府沒花一分錢,就得到那麼多的土地、資源和錢財,只有腦殘了的人才會堅持反對。
於是,在這種情況下,日本政-府和民眾馬上就轉而支援日軍的行動,並將佔領和統治中國東北作為日本下一步發展的國策。
而現在,長城抗戰實際上以中國方面的再一次失敗而告終,中日在新一輪的談判已經接近尾聲。
作為失敗方,中國幾乎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餘地,實際上只能預設日本侵佔東北三省和熱河省的合法性,並答應日本人提出的條件,承認包括昌平和通縣在內的冀東22個縣為“非武裝區”。
所謂非武裝區,其實就是中國方面不得駐軍,也不得設定軍事防線,而日軍實際上並不受此合約的限制(你想限制也沒這個能力),等於是整個華北門戶洞開,處在日軍的武裝監視和支配之下,日軍隨時可以進佔平津和冀察。
在此情況下,如果幾年後,已經逐步蠶食到北平和天津城下的日軍官兵,再次挑起事端,甚至有很大可能就直接進攻平津兩城,你打還是不打?
現在,校長聽了周文這麼詳盡的分析,開始傾向於周文的判斷。
也就是,中日戰爭的爆發,已經不在於日本政-府想不想打,而是日本在華北的駐軍想不想打?他們會不會就如九一八事變那樣,找個藉口就發起進攻?
這個時間就會比之前預判的7至8年的時間要大幅縮短,不可預測性也大幅增加。
那麼,問題就來了,即使中國方面在幾年後還沒有做好戰爭準備,難道還能對小日本繼續退讓嗎?
比如,讓出北平和天津?讓出華北平原?
校長自己知道,中國已經不可能再退讓了,如果連北平和天津這樣的中國核心城市都要拱手相讓給日本人,那麼,先不說擔負歷史罵名的問題,就是他這個國家首腦的位置能不能保住都是兩說。
而且,一步步的退讓就必然助長日本人的野心,都不知道退到哪裡才是盡頭,難道還要退到崖州去集體跳海嗎?
所以,校長知道,下一次,日軍如果再次挑起事端,中國軍隊必然要奮起抗擊,隨著雙方不斷增加軍隊的投入,全面戰爭就不可避免。
考慮到這些,校長馬上就有了強烈的緊迫感和危機感。
他神色複雜地看了一眼周文,斟酌了一下,就徐徐開口問道:“依你的分析,你覺得未來中日之戰,我們會是勝利的一方嗎?”
其實,這個問題已經纏繞在校長心裡很久了,而且他也問過了不少幕僚和軍中的有識之士。
按道理,作為一國首腦,這個問題他只會問那些比較親近的幕僚和資深的軍事專家,而不是如周文這種資歷尚淺的年輕軍官。
但經過周文剛才很有見地的分析,此時的他再也不會小看眼前這個年輕人了,而是將他當做了一個具有一定戰略眼光,能夠給自己提出很有建設性意見的專家級人物。
而且,之前他雖然也得到了很多軍事專家和專業人士的肯定答覆,但是,都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分析依據。
對此,他也想聽聽周文的意見。
對這個問題,有著兩世記憶的周文早有腹稿。
而且也正好是他想找機會向校長陳述的一個理論。
這個理論,當然,也只能是——持久戰。
要知道,中國民國曆史上,有不少有識之士都提出過和意識到,與日本的戰爭將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,也就是持久戰的慨念。
但是,對於持久戰的具體實施和戰略方略,卻是沒有一個系統的闡述,或者說是一個清晰的思路。
直到四年之後,也就是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夕,民國最傑出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蔣百里先生,於1937年出版的軍事論著集《國防論》中闡述的對日戰略,開始系統描述持久抗戰的方略。
歸納起來有三:
第一,中國對日不懼鯨吞,乃怕蠶食,故對日不應步步後退,而要主動地實施全面抗戰,化日軍後方為前方,使其無暇消化佔領區,從而使日本無法利用佔領的地區提高戰力;
第二,主動出擊上海日軍,迫日軍主力進攻路線由東北-華北-華中-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路線,從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與湖沼地利,抵消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;
第三,透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。具體做法為將日軍拖入中國地理第二稜線,即湖南、四川交界處,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。
蔣百里先生雖然在民國二十七年(1938年)早逝,但中日的戰爭發展程序,恰恰按照他的預料進行,反映了他對兩國實力與戰略態勢的準確把握。
而且他在逝世前不久發表的文章中,更擲地有聲地提出了今後中國對日戰略的指導方針——“勝也罷,敗也罷,就是不同它講和!”
百里先生已經預見到,中日戰爭必然是殘酷而持久的,而中國由於與日本在國力上的巨大差距,戰爭初始也必然會節節敗退,會付出慘重的代價,會丟失大量的國土。
但是,我們就是不跟你講和,就是不跟你談判,就是要拖死你。
而校長和民國政-府在長達8年的全面抗戰中,雖然也有過彷徨,有過動搖,但一直遵循百里先生的戰略方略,將日本拖進中國戰場的泥潭不能自拔。逼得它最後只能轉向東南亞跟英美開戰,最終導致失敗。
但是,在《國防論》中,百里先生只是講到持久戰的方略,但是並沒有說明中國為什麼會取得最後勝利的理論依據。
只有到了抗戰爆發一年之後,共和國的締造者,那位偉人老人家,在《論持久戰》中明確提出了中國戰勝日本的條件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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