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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北面事務,大漢也不是一概採取保守,軍事攻勢雖然停止,卻大搞政治攻勢與經濟攻勢,針對於諸多的少數民族,劉承祐特地成立了一個衙門,理藩院,由陳王趙匡贊負責諸族的延攬管理事務。

東北方向,由於道路阻隔,交通控制,再加遼國有所防備,雖然同室韋、女真、奚人、渤海等族有所聯絡,但規模終究不大。

而朝廷的重心,主要放在同高麗國的交往上,這三年間,雙方往來密集,政治上的聯絡日趨緊密。高麗王王昭,對朝廷十分順服,幾番遣使入朝,進貢學習,並延請朝廷派人指導其制度建設。對此,劉承祐派了不少博士、僧侶、道士東渡,當然也有些官吏。

這幾乎是一場政治扶貧,自從平定叛亂後,高麗王權威大漲,改革的阻力也迎刃而解,再加上,扯著大漢的虎旗,其改革已大見成效。等到乾祐十五年,高麗國已是內部矛盾得到控制,功臣、貴族的弊病得到改善,王權得到強化,國力也逐漸邁向開國以來的頂峰。

對於高麗國的情況,劉承祐也有所關注,就劉承祐本心而言,或許並不希望看到王昭改革成功。然而,個人情感終究不能影響到國家大略,針對遼國,高麗是劉承祐選擇的一個得力盟友。再加上,此時的高麗國,對大漢也足夠恭順,並且在對遼之事上,早已取得共識。

另一方面,則在於經濟利益,兩國之間,每歲通航的海船達兩百多艘,兩國貿易開歷年之最。從中,大漢獲取了不少的收益,尤其是大量的銅料自高麗輸入。

而在與高麗的交通之中,更東的日本也得到訊息,開始組織使者,朝覲中原。

相較於東北方向的平靜,西北的局勢,則要更復雜一些。首先是定難軍,自李彝殷被扣留在東京後,其內部果然產生了分裂。

明眼人都知道,李彝殷是被朝廷強留的,但是,並沒有造成定難軍上下同仇敵愾、共度時艱的局面。一方面源於朝廷的政治攻勢,一方面也因為定難軍內部的矛盾,很多人都有意採信李彝殷是留戀開封浮華而捨棄夏綏,不願西歸,在開封享福。

起初,李彝殷在進京前,做好了一些交待安排,重任落在其子李光睿身上。而事實上,這起到了一些作用,在李彝殷不在的前期,李光睿也確實掌控了定難軍軍政大權。

不過,隨著時間的推移,問題也就出現了,出在拓跋李氏內部。僅一個“名不正言不順”的理由,就可以拿來攻訐,再加上選擇性地拿李彝殷的事情來打擊其威信,如此一來,矛盾日益凸出,到乾祐十四年,李光睿已經無法徹底控制局面,定難軍形成了事實上的分裂。

首先是遂州節度使李彝全,不奉其令,並向朝廷上表,彈劾李光睿,竊取帥位,圖謀不軌。緊隨其後,是銀州刺史李光儼,雖然不似李彝全那般直接,卻也有疏離態度。

至此,定難軍所轄四州,真正聽命帥府的,只有夏宥二州,而完全受李光睿掌控的,也只有夏州了。於定難軍而言,更艱難的,是節度使還遠在開封。

定難軍的分裂態勢,固然有盧多遜在背後挑動,推波助瀾,但根本原因,還在於其內部矛盾。而其矛盾根源,也在於節度世襲。

拓跋李氏的崛起,關鍵在於李思恭,那是党項定難軍的奠基人,哪怕李思恭已死了半個多世紀,在很多黨項人心中,其威名猶在。

然而,李思恭死後,以其子少不更事,承繼節度位置的是其弟李思諫。李思諫死後,李思恭之子李彝昌繼位,但又因兵變被殺,帥位落入李仁福之手,屬李思恭之弟李思敬一脈,一直到如今。

李仁福後是其子李彝超,直至李彝殷,從其世系流轉就可知,定難軍的傳承隱患很大。李彝殷若在,以其二十多年在位的掌控能力,足以彈壓。

然李彝殷不在,李光睿一則威望不夠,二則無朝廷敕書,老輩的事情,歷史的遺留問題,就都可以拿出來說道了。

也就是李彝殷在夏州打下的基礎足夠深厚,否則李光睿能否守住夏州的基業都是問題,很有可能在反對者的力量下被驅逐。

事實上,盧多遜就曾彙報,遂州的李彝全聯絡他,希望能取得朝廷的支援,驅逐李光睿,使夏州真正歸附朝廷。然而,其小心思,哪裡能瞞過朝廷,給出的反應是,既不支援,也不反對,當然這也算表明態度了。

對於定難軍如今的形勢,就朝廷而言,已經滿意了,內部分裂紛爭,卻也沒到同室操戈的地步,這樣的情況,實在是完美。

事實上,倘若定難軍真的內戰了,於當下的大漢而言,反不是好事,那很可能影響到整個西北局勢。不過,他們也暫時沒有內戰的基礎,外有朝廷的把握,內部則是夏綏銀三方互為牽制。

而一旦有先動者,又很可能引起公憤。定難軍的分裂,始終侷限於其內部,而其他党項部族,少有參與,都是默然坐觀,而是在積極與朝廷所控州縣交易。

去歲夏,苦於內部難寧,爭端不休,心力交瘁的李光睿以夏州留後身份,向劉承祐上奏了一封奏章,大概意思是希望能夠放還李彝殷,還夏綏百姓以安寧,他願自己赴京,做質子。

對此,李彝殷“主動”回了一封信,說他在東京待得很好,年事已高,精力不濟,正當安享晚年,讓他善掌夏州軍政。其後,朝廷便下了一道制書,正式扶正李光睿,以其為定難軍節度使。

這道任命,算是給了李光睿名分,但已經分裂的拓跋李氏,卻再難回到當初。也因為朝廷的手段,李光睿心中憤懣,對朝廷日益不滿。

而在定難軍內部紛擾不斷之時,其南面,卻有一個吃瓜群眾,高紹基。到乾祐十五年,高紹基對延州的統治,已然名存實亡,高紹基雖然仍保留著節度使的名號,但軍政實權已然被朝廷所掌控,樞密院派了個名叫曹翰的將領主持延州軍事。

而高氏一族,也陸續遷到洛陽,高紹基也兩次向劉承祐請命,希望能回朝任職。

党項事務之外,朝廷對隴右、河西方面的開拓,也在持續進展,與回鶻、溫末、吐蕃的交通往來愈加密集。褒國公王景,在此前西拓的基礎上,繼續西進,重新把蘭州納入管理。

蘭州以西,繼續遣人招撫,因為拓地兼撫戎之功,王景在乾祐十四年,正式由渤海郡公的晉爵褒國公,而王景至此已七十三歲,可以說,其晚年基本都奉獻給了大漢在西面的事業。

至於同大漢聯絡已深的涼州,在多年的鋪墊下,也由中央派遣了幾名官吏前去,進行管理。折逋氏在朝廷支援下壯大,冠絕溫末諸族,原本是有所忌憚的,所幸其還算老實,沒有為此設阻,走那取死之道。

到乾祐十五年,大漢的勢力,已徹底推進到河西地區,影響遍及河西走廊。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響則是,在這種迴歸式的拓展過程中,也不是所有人都歡迎的,西北的諸多部族中,多了不少敵視的目光,反對的聲音。

而控制甘、肅地區的甘州回鶻,在大漢的這種擴張勢頭下,也表現出了濃濃的忌憚。也就是大漢的腳步比較穩當,採取的也是溫水煮青蛙的手段,經濟利益在前,政治手段隨後,再有軍事實力威懾,方才沒有大的動亂。

當然,隨著盧多遜及諸位將吏關於各項西北事務的彙報,在劉承祐心裡,也已勾畫著一幅藍圖。西北地區,在將來還是需要整改的,在重返河隴乃至西域的過程中,懷柔是必須的,但不能作為唯一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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