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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寶十年夏五月,大漢遭遇了開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水災,廣大中原地區,霖雨不止,河南、河北數十州縣苦雨為災。

更令人心驚著,“乖巧”了十數年的黃河,開始興風作浪,水位暴漲,洪災頻發,澶州、大名及下游十數州縣堤防,皆有傾覆之危,數百萬百姓,飽受威脅。

雖反應稍遲,但在確認水患的等級與危害之後,大漢朝廷也展現出當下行政能力的高效,以極其嚴厲的態度,連發制命,廣諭各地州縣官府,要求他們嚴防死守,抗災救民。

這一次,幾乎是一次總動員,針對於黃、汴二河流域地方官府,官民齊動,軍民配合,聲勢陣仗,堪比北伐期間,甚至猶有過之,畢竟此番是真正影響到他們的利益,並且性命攸關。

為了引起重視,也為表示決心,趙普甚至透過不那麼正式的方式,向相關官府傳達一個態度:哪裡出事,便處置哪裡;誰懈怠疏忽,便辦誰。

沒有虛頭巴腦,也沒有拖泥帶水,乾脆、利落,簡單直接,堪稱粗暴的威脅。並且為了讓地方上的猴子們有所警惕,最先決口的澶州主副官員,就成為了此番抗洪救災動員祭旗的雞,甭管委屈不委屈,沒有任何道理可講。

殺雞儆猴這一招,招式很老,但往往管用。很多教訓有時不那麼容易被吸取,但有此典型,卻也沒有多少人敢不上心,即便不為治下的黎民百姓考慮,為了自己的頭上的官帽子,也要多幾分用心。

在抗災救民事宜上,二十多年下來,大漢朝廷是有足夠的經驗的。但即便反應過來之後,採取了一系列強力果斷的措施,仍舊沒能使兩河州縣平穩地從這次巨大的水災中度過。

連綿不休的大雨,是洪患的主因,雨不停,災不止。數十州縣,數百萬民,成為了水患雨災的受難者。

尤其是首先爆發的澶州,決開的口子,便是一道最大的漏洞,根本擋不住,洶湧氾濫的洪水,肆意奔突,淹沒田土,毀滅村鎮,官民財產損失無算,能保住性命都是僥天之倖。

為了抗洪救災,京畿、河南、河北三道官府,總計調動了三十多萬軍民用以抗洪,地方軍隊全數出動,甚至東京、大名及沿河重鎮的禁軍都出動了。

動用的人物力巨大,朝廷也敢於投入,然而在這等天災面前,人總是顯得那般脆弱無力。數百萬官民,更多的時候,也只能在那狂風暴雨,洪水猛獸面前,苦苦掙扎,抱團取暖。

這還是在朝廷這些年在河防工程起了一定作用的情況下,否則,若是各地堤岸大決,那一瀉汪洋,只怕黃河下游的廣大地區,在極短的時間內便竟成澤國了。

雨不停,則災不止。然而,讓人朝廷及地方感到壓力巨大的,還恰恰是那不曾停歇的大雨,非但不停,反而有些不依不饒,給人一種要衝破堤阻、毀滅一切的感覺。

持續的暴雨,不僅考驗著各地的堤防,也考驗著人心意志。從五月災情爆發,一直到六月,各地仍舊霖雨不止,強度有所變化,但就是不停,讓人望不到終點。

到這個時候,所有人都意識到了,這場雨災洪害,不是短時間能夠結束的了。而沿河堤防,也在大水連綿不斷的衝擊下,顯得搖搖欲墜,危如累卵。

澶州自不必多提,形勢最為惡劣,數萬軍民,乘著雨水,冒著生命危險,往決口投沙豎石,也僅僅起到一些微不足道的遏制作用。

大名府的情況,同樣不妙,朝城等堤上,長駐軍民,多儲物料,廣營堤防,這才堪堪擋住,即便如此,傾覆之危不解,有數次險情都是靠著人力給搶下來的。

其餘地方,情況或許好些,卻也只是相對而言,危急的局面並沒有得到真正的緩解。沿河地區的數百萬軍民,體驗了一番末日般的感覺,就彷彿頭頂懸著一把刀,隨時可能斬下。

為此,除了響應官府的抗洪救災的力役之外,沿河地區,拋家舍業者,有數十萬人,大量百姓,攜老扶幼、背井離鄉,只為躲避洪災。

一時之間,大河下游地區,一片混亂,社會、經濟秩序遭到嚴重破壞,朝廷的統治,官府的行政,都經受著極大的考驗。

惠國公宋延渥乃是劉皇帝委派的抗洪救災前線“總指揮”,每次從他那裡上報的奏章,總是充滿了嚴峻、緊急、危機等字眼,令人心驚肉跳。

而坐鎮京城,排程指揮的宰相趙普,一月之間,也是擔驚受怕,最怕的就是收到哪裡又決口了,哪裡又受災了。

由於對雨災的警惕預見不足,已經在劉皇帝那裡吃了掛落,若是後續的救災事宜再出差錯,待災情緩解之後,他宰相也絕對討不了好。

而最讓人感到沉重的,是這場災情還遠遠看不到緩解的時候,更遑結束。

有鑑於洪災水情,劉皇帝也沒有再繼續退居幕後,在漢宮之中納福乘涼了,這種天災國難面前,他也難有這個心情。

進入六月之後,劉皇帝更連下訓令,督促朝堂官府,勉勵臣民百姓,呼籲上下一心,全力抗災。

由於大雨持續地近乎詭異,朝中有不少官員都清奏上表,希望劉皇帝能夠祭天祈福,以解災情。

這樣的奏請,自然被劉皇帝毫不猶豫地拒絕了,原因也很簡單,若是撞個大運,祈福有效,能夠增加自己身上的神聖性也就罷了。

然而,若是祭天無效,那樣豈不更引得人心思變,這樣的結果,就不是劉皇帝樂意見到的了。尤其是,劉皇帝諮詢過欽天監的那些“天文專家”,從他們口中判斷,這場大雨洪災,還看不到緩解的徵兆。

同時,在這種形勢下,劉皇帝也是分外敏感的。太平時候,應付一下,祭祭天,拜拜神,也就罷了,而這個時候,劉皇帝心懷疑忌的是,會不會有人拿天人感應那一套來說事,講什麼君失其德,政失其道,以致上天降災,警誡世人。

所幸,朝中還沒有這樣的傻人,敢在這個時候跳出來觸劉皇帝的黴頭,即便有人心中有類似的想法,暫時也只敢憋在心裡。

劉皇帝還特地下了一道明詔,從毫無文采的詔文中就可以看出,乃是劉皇帝親擬,而沒有經過李昉的潤色。

劉皇帝直白地訓斥了那些不求努力救災,反而指望上天憐憫開恩,指出抱有這樣想法的人,都是消極抗災,不思紓難救民的庸臣碌人。

措辭異常嚴厲,詔令下達之後,至少西京這邊,朝廷的思想是基本統一,牽涉有司也更加專心致志地進行抗洪救災事宜的差事。

六月己丑(初二),鄭州、東京、宋州官府相繼上奏,言汴河水情有異,這些奏報,在河患未已的情況下,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視。

政事堂連發政令,讓沿汴州縣官府提升預防等級,做好人力物力儲備,提前應對,以防汴水生變。

沒法不重視,汴水可是中原的核心水脈,黃金水道,連線運河,溝通南北,若汴水為患,傷害的可不只是東京等重要城市,連西京這邊都要受到影響。

畢竟,當下的西京洛陽,每年也有大量的物資支援,是來自東南地區的。

不得不說,大漢過去治了二十年河渠,成績最為顯著的,就是汴水為主的中原水道。其後,水害的影響果然從汴河流域蔓延開來,不過得益於官府的提前應對,嚴防死守,再加上河工上的便利,汴水最終沒能成災,得以平穩度過,安全涉險。

整個五、六月份,大漢都是在同暴雨洪水的抗爭中度過,人未能勝天,卻也不曾屈服。一直到六月二十一日,雙方達成“和解”,雨水止,洪患平,渡劫成功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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