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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趙普、曹彬經過一輪簡短的商討,迅速決策,下達制令,兩隊驛騎,攜帶密封好的令文及符節,冒雨而出,疾馳北上,分往山陽及燕山北道。
針對契丹主耶律賢之死,劉皇帝派出的弔唁隊伍,實在隆重,堪稱龐大,足足八千漢騎,齊裝滿備,一人雙馬,分兩路進兵,目標直指斡難河。
山陽方向,由驍將康保裔領軍五千北上,楊業次子楊延朗從之,這是主力,也是吸引目光的一支軍隊。
另外一支,則自臨潢府潛發,由馬軍指揮使曹光實率領。曹光實乃是劍南道雅安人,屬夷人,當地豪強,王師平蜀之時,蜀中的叛亂也波及到了雅州,其家族毀於仇敵。
曹光實負母而出,逃得一命,為求報仇,尋到當時正在川南平定獠人之亂的郭進,並奉上雅州地圖以及勢力介紹,並自請為漢軍嚮導。
郭進當時在川南正殺得興起,叛亂的蜀軍於獠人都已經趨於臣服,得知雅州的情況,自然興趣大增。
對於主動前來的曹光實,見面就有好感,聽其故事,又考校了他的才略,覺得是個人才,於是果斷遣一裨將,分一部軍,由曹光實引路入雅州平叛。
結果自然不必多說,半月即定,曹光實則將他所有的仇人連人帶族全部殺了,這大概就是郭進看到曹光實的原因了,都是狠人.....
川蜀平定後,曹光實便正式加入漢軍,因為協助平定雅州、黎州的功勞,被拜為雅州兵馬指揮使。這其中,自然有郭進舉薦的功勞,還把他介紹給了向訓。
後來郭進到西北任職,想到了在川南鎮壓平亂的曹光實,又上奏將他調到自己麾下,從那時起,曹光實便跟隨郭進在北方領軍。
北伐期間,也是隨郭進挺進西域,攻滅西域契丹,大敗黑汗軍隊,當時就讓許多人認識到,這個南蠻子還真挺能打仗,到了北方居然也沒水土不服。
北伐之戰後的曹光實,已經成為了漢軍的中堅將領,夷人的身份也成為了大漢海納百川、劉皇帝用人不拘一格的象徵。
在郭進的舉薦下,向訓作保下,曹光實自西調東,任臨潢府兵馬都指揮使,鎮守燕山北道北部,成為董遵誨下屬的第一大將。此番劉皇帝要趁機對漠北契丹搞事,自然就想到駐守臨潢府的曹光實了。
八千漢騎,自然是一股強大的力量,但與漠北契丹的整體實力相比,也是不夠看的。喚作平時,這樣規模的漢軍北上,也不過是日常襲擾,打打草谷罷了,李繼隆此前五次北上,率軍最眾的一次也不過四千騎。
但誰叫漠北契丹自身出問題了,既然露出了破綻,那就難免大漢露出獠牙咬上一口,如果什麼都不做,那劉皇帝念頭又要不通達了。
趙普、曹彬之所以贊同大漢出兵,除了用兵的規模不大之外,或許也有順從哄著劉皇帝的意思。
不過,即便出兵的制令下達了,仍舊特殊地給率軍出征的康保裔、曹光實一個交待:此番北上,在於攪亂漠北局勢,能戰則戰,不敵則走,不求有功,但求無過,以儲存將士力量為先。
這樣的示意,完全反應出大漢朝廷這“攪屎棍”一般的屬性。當然,在北上作戰上,樞密院給了明確的自主指揮權,任康、曹二人臨機決策,畢竟是遠征作戰,茫茫草原,浩瀚大漠,朝廷就是想搞微操,也沒那個條件。
在軍令下達的同時,武德司、軍情司乃至皇城司,這些大漢的情報機構也都緊跟著發動起來,大量漠北契丹的訊息開始向東京匯總。
皇城司對漠北契丹也是派出了一批密探,人數不多,規模不大,但確實存在,這還是延續當初派人往漠北搜尋尋找遠征軍蹤跡的行動。
後來,張德鈞便乾脆成立一支針對漠北契丹的細作隊伍,當然,其主要目的還在於取悅劉皇帝,畢竟契丹不亡,劉皇帝不安,作為忠犬,張德鈞還是很注意主人的感受。
另一方面,也是將皇城司的影響向外擴張的一種表現,畢竟,從成立之初,皇城司的刺探範圍就侷限於兩京,他們的主要職責也只是監控東京輿情。但只要稍微有點野望,便不會自束手腳,張德鈞也不願意讓自己“困”守京師。
因此,這些年,皇城司的眼線密探也在朝京外鋪開,在主要的大城市展開布控。這自然是有些逾越的,劉皇帝也有所察覺,張德鈞也有所彙報,劉皇帝態度是沒有態度,實則就是默許。
當然,在對漠北契丹事務上,仍舊是武德司佔據主導,畢竟經營已久,而他們所能呼叫的資源更多,作用面也更廣。
趁火打劫、渾水摸魚、攪風弄雨,也是武德司所擅長的。王寅武收到的劉皇帝的指示也很明確,除了繼續刺探收集契丹的訊息之外,便是繼續實行拉攏分化,哪怕因為大漢的民族政策,已經斷絕了大部分契丹部族南下歸附的可能,但,終究難免有動搖的,與大漢帝國保持友好關係往來,還是挺有誘惑力的。
大漢這邊多方手段齊下,顯然又將給漠北契丹的局勢帶去更多的變數。而劉皇帝大概是也覺得有些反應過度,在與趙普交談的時候,還問這麼做是不是有些不厚道。
對於劉皇帝這個問題,趙普都有些無語,軍政命令都發布了,明槍暗箭也都準備好了,談及此事時劉皇帝那眉飛色舞、興趣盎然的表情還那般生動......
不過,劉皇帝又當又立的情況多了去了,面對劉皇帝表現出的“不好意思”,趙普還得面帶春風,違心地出言安慰,說什麼大漢與契丹生死仇敵,恰逢良機,自當無所不用其極,陛下不要有什麼道德上的心理負擔,云云。
趙普的回答與解釋,從來都是讓劉皇帝滿意的。
耶律賢之死,牽動著兩國的神經,契丹未來局勢的發展,暫時不得而知,但大漢這邊,卻是迅速進入了新一輪的軍事變革。
劉皇帝之所以不願意對邊軍進行大的調整,除了要維護北疆胡民政策的穩定推行之外,漠北契丹的威脅也是原因之一。
當外患的可能降低之後,對內自然也就可以更加安心地推動了。又經過幾次同軍政大臣們的商討,終於絕對,對大漢兵制進行改革。
說是兵制改革,落到根子上,還是財政問題。當然,對於軍隊事務,劉皇帝從來都是謹慎的,以他的態度,也不可能因為財政壓力,便自廢武功。
因此,李繼隆的建言,得到了劉皇帝的認可,商討出的結果,今後大漢的兵制,將從募兵制轉變為募兵與徵兵結合起來,落實到具體,對那龐大的在冊將士的數量,也將進行切實的削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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