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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點毋庸置疑,不管劉旻打算怎樣變革,又抱定了多麼強的決心,安西的事情,仍舊沒有到自作主張的地步。
固然可以自說自話,但後果也可能是嚴重的,因此,關於安西變革事宜,劉旻親自擬了一份詳細的章程,上奏朝廷。五百里飛騎,快馬加鞭,風雨無阻,及至洛陽,已是六月下旬。
大雨如注,天空雷神陣陣,廣政殿內氣氛卻出人意料的輕鬆,主要是太子劉暘的笑聲顯得開懷,這在素來內斂的太子殿下身上格外少見,在場的公卿大臣們心情自然也能放鬆不少。
“近來,難得收到些好訊息,錢若水、姚益恭、王濟三者皆是難得的能臣幹吏啊!”劉暘暢聲道。
怎麼說呢,過去幾個月,大漢政壇一直都不算穩定,處處事端,難得安寧。中樞就不用多提了,上至太子,下及朝官,無不活在老皇帝的陰影下,喜怒無常的脾氣,讓人如履薄冰。
地方上,西北官場又經歷了一場大整肅,尤其河西、隴右兩道,半數的官員都被更換了,其中不乏州府以上的高官,需要掉腦袋的,更有兩百多人,影響擴散,關內道也落馬了好些官員。
王禹偁為首的一批“改革派”自是痛快了,但河隴的政事卻怠誤了,很多地方的行政甚至陷入短暫的混亂與癱瘓。
眼見事態擴大,整肅的後遺症的越發突出,太子劉暘坐不住了,親自找到老皇帝,詳細地彙報河隴改弊的情況與態勢。
皇帝與太子之間,有那麼一番對話,翻譯過來,是這樣的:
太子:陛下覺得夠了嗎?
皇帝:你覺得夠了?
太子:足夠!
皇帝:為何?過猶不及?
太子:地方政權傾危,豪強反覆!
然後,也沒有明確的詔旨,但對西北官場的整頓從事實上停止了,按察、御史沒有再大舉調查彈劾,吏政方面也沒有繼續大肆換人,大事逐漸化小,然後化無。
比起以往,此次西北官場整頓,持續時間較短,規模也不算大,基本侷限於河隴二道,但影響卻是一點不小,甚至更為深刻。
殺人只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是太子的示警,豪強反覆。有一說一,大漢的官僚們自有其醜陋的一面,但從維護大漢帝國、鞏固劉家江山的角度來偶說,他們也是柱石一般的存在。勳貴需要官僚來平衡,豪強需要官僚來抑制,百姓需要官僚來治理。
雖然前兩者,並沒有絕對界線,甚至有諸多同流合汙、沆瀣一氣的情況,但至少在當前政局下,大漢官僚,尤其是庶族官僚們對劉家江山是有重大積極意義的。
吏政需要反腐倡廉,統治階級需要自我淨化,以保持活力,保證戰鬥力,甚至於,需要用貪官汙吏的腦袋和鮮血,來緩解矛盾,安撫民怨。
但是,凡事總得有個度,朝廷在當下的西北,就需要注意到矯枉過正的道理。官場是被肅清了,軍政官吏們是被折騰了個夠,朝廷權威也樹立了,但政權統治呢?卻在事實上,不斷滑落。
畢竟,官僚們尚且自顧不暇,又何來的心思與精力,去治馭豪強、黔首呢?西北官場在這三十年間,幾經整飭,不動則矣,一發必是大案,牽連廣泛。
而在數次整頓過後,在某一些地方,已經出現政權旁落的趨勢。藉著朝廷的整頓,一些豪強、宗族復起,竊取地方治權。
同時,為了統治西北,軍政系統內本就吸收了不少宗族部族勢力,朝廷的整頓雖然是無差別攻擊,那些人同樣損失慘重,但漏網之餘,卻趁機擴張影響,發展壯大。甘州楊氏,就是個最好的例子。
總而言之,劉暘的進言,算是切中了劉皇帝的心理。若是劉暘拿政局動盪、民心不穩那些老生常談的理由來勸諫,很可能只會招致老皇帝一番斥責。
在劉皇帝看來,朝廷大加吏治,打擊貪暴,亂的只是那些官僚,不安的只是食利階層。民心,首先這個“民”字的定義就需要好生斟酌。
一般的小民,只要官僚不作惡,甚至不需要他們有什麼作為,他們就能穩如泰山。官僚與小民之間,也從來只有統治與剝削關係,整治河隴的目的,就是因為地方官員太過肆意妄為,剝削太狠,吃相太難看,小民百姓只有叫好的,何來的怨言?
因此,這樣的說辭,是絕不可能打動老皇帝的。但是,當太子拿地方治權與宗族、豪強反覆來說事,那大事上還不糊塗的老皇帝,自然得重視起來。
在老皇帝眼中,貪官可惡,可恨,但不可怕,是隨時可以拿來擦屁股的廁紙。但倘若因為究貪治吏,導致地方治權旁落,問題才更嚴重。
於是,及時收手,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同時,拿下了那麼多官員,西北弊政也改了,朝廷的初衷也實現了。接下來,則要進入新一輪的迴圈之中,就從安撫西北官場開始.
事實上,西北官場之弊,屢禁不止,甚至鬧到治權旁落的結局。尋根究底,毛病又是出在老皇帝身上。
無他,老皇帝越老越急,每有事,就喜搞運動,搞株連,擴大打擊面,進行大面積清洗,這樣搞,怎能不出問題。
操切的行事,固然能解一時之弊,但帶來的後遺症就不能憑老皇帝的意願消失了。在當前資訊、交通的限制之下,行政效率本就低下,還在西北大搞特搞,不正是讓地方豪強抬頭的機會嘛。
與之相比,還是太子劉暘那種穩中有進的做法,更適合當下的大漢,做法不同,但最終目的也能達到,同時也更符合“治大國如烹小鮮”的道理。
大漢的政治,應該更加趨於理性,而不應由老皇帝隨性胡來。而大漢的政治規則,本是由劉皇帝而發,但如今,很多規則都被他自己打破了,這對大漢的政治生態來說是十分不利的。
不得不說,老皇帝已經不太適合繼續統治這個帝國了,由老皇帝而產生的各種問題,已經深重地影響到帝國,影響到整個帝國的方方面面,而太子的補漏,事實上已經開始了
比起河、隴整肅,還有便是老生常談的稅改問題了,雖然已經沒有那麼轟轟烈烈,但對帝國的影響顯然要更為深遠。
距離稅改,已經進行三年了,到今年,已經在全國全面展開了,同時,各種問題也開始集中爆發了。最顯著的問題有兩點,一是來自地方的阻力,依舊存在,不敢當面與朝廷相抗,但迂迴周旋的招數是層出不窮。
就拿土地清丈來講,朝廷數次下詔,讓諸道州把清丈結果匯總上報,但至今為止,也只有京畿、河南、榆林、江南四地做到了。
其餘道州,要麼是沒完成,要麼是上報的資料不實,看著都假的那種,最過分的還得是河隴,三年了都還沒有開始,問就是“西征”的原因
申斥也好,懲罰也好,地方上總有話說,當然,這個問題普遍,但總有解決的一天,終會得出一個讓朝廷滿意的資料。
相較之下,第二個問題就要讓人頭疼得多了,那便是稅改官吏的問題。任何改革,任何政策,想要推行,都離不執行人。但是,執行人的素質是參差的,以及對政策的理解也有高低,到了地方,自然也難免群魔亂舞,而最讓上頭惱火的,就屬那種的陽奉陰違以及故意曲解者。
今年以來,不管是監察機構,還是地方舉報,關於稅改官僚們“胡作非為”的彈劾,是如雪片般飛往政事堂。
其中,固然有對改革派的抨擊,有諸多不實之處,同樣,有許多人、許多問題也確有其事,看得讓人肝火旺盛。
而太子劉暘所提到的“錢、姚、王”三人,就是在地方,政績出眾,官聲很好,同時在稅改上成效顯著的三名官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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