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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著一種複雜且沉重的心情,劉暘打算再往外走走,帝國這麼大,他想到更遠的地方去看看。
不過,這個念頭被近隨們竭力打消了,微服渡河,離京百多里,就已經讓他們緊張不已了,哪敢再讓皇帝走遠,出了問題誰也擔待不起。
如欲遠行,是必須準備好鹵簿儀仗,隨從臣子官兵,鑾駕的安危必須得到絕對保證,這是對皇帝的負責,也是對國家,對天下百姓的負責,一番話說得劉暘都不便反駁,只能按下心中那股被激起的熱潮,暫且回京。
當然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,從劍南道傳來了一則訊息,一則噩耗,劍南道布政使潘佑死了,還不是正常死亡,就喪報上言,潘佑死於亂民刺殺。
又是劍南,又涉及到布政使潘佑,在收到這則訊息的第一時刻,劉暘便想起了前次王審銳對潘佑的彈劾。而這一份喪報,裡邊隱含的內容,可比上一次還要豐富。
雖然很完整,對潘佑死亡的前因後果以及遇刺情況描述得很詳盡,但是帶給劉暘的異樣感卻更加強烈,值得推敲的地方太多了,什麼亂民,會想著去刺殺堂堂的布政使,一道主官,偏偏還成功了!
縱然先不深究背後的隱情,就表面來看,布政使遇刺身亡,放眼大漢立國四十七年,這都是頭一次,簡直是聳人聽聞,離譜之極,這就是一場對朝廷赤裸裸的挑釁。
如果真如奏報上言,這真的是一干亂民所為,那他們的能量也太大了,膽子也太大了!因此,對於劍南奏報,劉暘只相信一件事,那便是潘佑之死,至於其他,都值得商榷,甚至於未加調查之前,全部表示懷疑!
急匆匆返回洛陽後,劉暘直奔政事堂,就潘佑遇刺事件進行討論,可謂是大發雷霆,天威震動,這是必要的態度,也是這段時間糟心事多了,劉暘對臣下們的一次宣洩。
當然,宰相們也能理解,潘佑之死,事情實在太重大了,就是他們這些飽經世變的老臣,聞之也不禁瞠目結舌,倍覺驚悚。這件事情,往怎麼嚴重了看都不為過,不管背後有怎樣的隱情,這都是對帝國統治的公然挑戰,是絕對零容忍的事情。
因此,對於劍南之事,眾相公倒與皇帝是一致的,中央的權威必須肅立,朝廷的統治必須維護,潘佑之死以及劍南之政也必需徹查
當場,詔制便從速擬好下達,著有司選派要員幹吏,赴成都調查,同時讓劍南道那邊把更詳細的情況奏上來,朝廷必須要一個清晰而明確的交代。
另一方面,潘佑之死也難免牽動起朝廷內部的一場權力鬥爭,比如在廷議結束後,如趙匡義者就不住地把眼神往財政使張雍那裡瞄。
政事堂的宰相們,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塊“基本盤”,而張雍從成都府到劍南道布政使再到西南轉運使,前前後後可在西南待了十四五年。
劍南若出了大問題,那張雍在那裡的門生故吏、徒子徒孫們,豈能沒有牽涉。一般的事情固然動搖不了這個先皇老臣、開寶功臣,但此一遭,明眼人都看得出來,問題重大!
堂堂的布政使,一道主官,以這樣的方式被幹下去了,簡直是無法無天。比起其他人,趙匡義就是斷定,潘佑之死與劍南道某些人與勢力是逃不開干係的。
採取這樣的辦法,固然愚蠢,但也從側面說明劍南局面的緊張,矛盾之不可調合,而潘佑,就衝他在京畿道的那些做法,在劍南將那些權貴逼到這個份上,似乎也不那麼奇怪。
潘佑這顆銅豌豆,骨頭是真硬的,也是一心做事的人,而事情做得太認真,就難免得罪人,侵犯旁人利益。而劍南可不必京畿道,沒有朝廷直接的權威震懾,相對偏遠封閉的地理環境也造成其複雜的政治氛圍,亂著呢,黑暗著呢.
不過,趙匡義並沒有提出這些東西,只是附和著說了一些場面話,一則事情還沒有調查清楚,不便多言,二者他也想看看此事還能怎樣發展,劍南那邊如何收尾,皇帝最終又當如何處置.
或許,與趙匡義抱有類似想法的人並不少,都是千年的狐狸,箇中有什麼問題,不說一眼窺破,不對勁之處總能察覺一二。
散議之時,張雍表情格外難看,也不打招呼,直接返回衙司,然後信件飛傳劍南,想要搞清楚情況,顯然財政使也被打了個措手不及。
同時,也有不少大臣把注意力放到皇帝劉暘身上,關注著他的舉措變化。一些感慨也是免不了的,若是世祖皇帝,面對這等情況,只怕已經舉起屠刀,只待罪魁冒頭,就乾脆地斬下去。
當然,更可能的是,世祖皇帝若在,這等事情根本不會發生。至少到道司主官這樣級別的封疆大吏,不至於落得這樣的下場。
顯然,皇帝劉暘再一次面臨著登基以來樹立權威的戰爭,這一次,更沒有一絲妥協的道理與空間。
劉暘也自然有其他動作,事急從權,他也沒有迂腐到這種事況下還要走正統程式的地步。
回到垂拱殿後,便將武德副使林特召來,責其安排調查,將劍南事故、潘佑之死徹查清楚。
過去的一年,武德使王玄真的精力主要放在對全國刑徒營的整頓上,許多地方都需要他親自去坐鎮彈壓、指揮安排,而武德司的日常事務,則由林特這個副使主持著。
毫無疑問,這就是一場權力交接過渡的過程,林特就是劉暘選擇接掌武德司的人。
林特可是根紅苗正的東宮舊臣,就坊間傳聞,林特的經歷還是比較傳奇的,當初劉暘從徵平南,入金陵,時年12歲的林特便拿著自己寫的文章請隨侍的李昉指教,李昉頗奇之。
畢竟神童不少,他5歲識字,8歲屬文的,李昉都見識過,但如此善於把握機會並主動求上進者,卻實在不多。
後來,李昉將林特收入門下,待年紀稍長,又舉薦給太子,作為東宮侍讀,成功實現這華麗的轉身。
而林特在東宮當值,一待就是二十多年,此前任太子少詹事,劉暘登基,自然水漲船高。能被安排去接任武德使,更是才幹突出,並且足夠信任。
雍熙元年的這個中秋末尾,朝廷上下都為潘佑之死牽動人心,當然更重要的是,圍繞著劍南道布政使之職,一場明爭暗鬥已經展開。
畢竟,劍南道不只是劍南道,那可是西南五道的核心,輻射範圍遍及整個西南,包括吐蕃地區。這個位置,值得所有權貴為之爭搶。
但有個前提,潘佑之死需要一個結論,而得出結論的過程,也是一個鬥爭的過程。
然而,沒有多久,一個更讓朝廷震動,甚至讓全天下震動的訊息傳來了,青城縣發生叛亂,一個名為王小波的賊首率眾舉事,攻破州縣,殺害官吏.
即便只是像江西豐城縣那般的騷亂,出兵迅速平息,朝廷也得追責,但偏偏還不止於此,這是一場大騷亂,大叛亂。
初時,朝廷雖然重視,但更多停留在對劍南道軍政的不滿上,降詔嚴厲申飭,責令從事鎮壓,安撫百姓,恢復治安,這也算是日常操作。
事情後面的發展,大大出乎朝廷意料,軍報紛來,急呈文武堂院,發生在劍南的亂事,愈演愈烈,等叛軍禍連州縣,連續攻破成都府周遭十餘州縣,眾達十幾餘萬之時,朝廷這邊才真正意識道劍南的情況究竟有多嚴重。
趙匡義在與其子趙德崇的交談中,甚至忍不住調侃,說有些人“玩脫了”。自乾祐平蜀以來,“繁榮穩定”地走過整個開寶時代的川蜀,再次迎來了一場天翻地覆的大動亂。
直接誘發的原因,當然是近幾年頻繁發生在川蜀的災害了,尤其是雍熙元年的春旱,對川蜀小民而言,更是雪上加霜,田畝減產,甚至顆粒無收者都不乏。
但是,產出減少,日子照過,租稅照收,小民生計,尤其是那些託身於權貴、豪紳之家的旁戶,更是艱難。
一直以來,川蜀的稅收,基本都是由於小農及旁戶承擔的,而佔據主要生產資料的權貴、官僚、地主們,大多沒有分擔稅賦,解民之困的覺悟,不過度地壓榨都算有良心的了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,當災害反覆襲來時,小農破產,無以為繼,也就不足奇怪了。活不下去的時候,要麼流離覓食,要麼揭竿而起。
說到底,問題還是川蜀那尖銳到極點、深重的極點的土地矛盾上,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成都平原。不禁讓人想起三十五年前平蜀後的那場變亂,只不過,那一次的直接誘因乃是人禍。
那一次,由於平蜀將士的胡作非為、大肆抄掠,對川蜀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區的生產經營、生產關係乃至社會結構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。
當然,也正因為那一次動亂,讓孟蜀時代的遺毒被清除了很大一部分,雖然恢復起來耗費了不短的時間,但對於朝廷在川蜀建立起新的統治,事實上卻是有利的。
只不過,三十五年的時間,足以產生滄海桑田般的變化,而這麼多年下來,當初孟蜀存在的那些問題,在大漢帝國時代,仍舊不可避免地產生了。
擁擠的成都平原上,土地兼併的情況日益深重,中下層士民小農的負擔也越來越重,怨聲不說載道,人心也幾近沸騰了。
川蜀的地理環境,註定了這裡的特殊風俗人情,複雜困難的交通致其閉塞,也讓這裡成為權貴、豪強滋生的溫床,讓這裡的百姓更容易受到愚弄與剝削。
多年下來,當初入蜀的將士、功臣以及久任川蜀的官僚,在填補孟蜀權貴留下的權力空白的同時,也逐漸與本土的那些豪強們合流,共同形成了一個比孟蜀時期更為強大、也更為頑固的剝削階級。
事實上,以國民的耐受程度,只要保證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,一個相對清明的政治環境,再少些折騰,那麼除了那些蠻亂,川蜀也很難出現什麼大亂子。
但是,在大漢帝國的統治下,前兩者能夠保證,至於第三點,那可就真的太難了。要知道,川蜀平定之後,天下還未一統,還有東南、中南半壁未曾歸順。
乾祐末為了一統,進入開寶時代,西取河西、北伐契丹、南征大理,包括過去十幾年對安西、吐蕃的攻略,劍南道都承擔了不小的人丁與稅賦。而這些負擔與壓力,一層層地轉嫁下去,自然落在川蜀廣大小農百姓身上了。
而作為核心的劍南道,除了上供朝廷,還要供養本道的權貴、官僚、軍隊,另外,還需要履行作為西南“老大哥”的義務,每年都需協調支援周遭的窮小兄弟們。
再加上時不時發生的災害,如此種種,層層施加下來,川蜀計程車民百姓能堅持這麼久而不出大亂子,久已經是忍耐力的體現了。
事實上,早在前幾年朝廷發兵,進入吐蕃平亂時,劍南的榮、邛等地就已經爆發過騷亂。只不過亂事不大,世祖皇帝又在,上下在維穩控制上格外賣力,事態被迅速平息了。
但這一次,情況不一樣了,先帝走後朝廷的威懾力下降是一方面,嚴重的乾旱災害是另一方面,再加上劍南道上層的內鬥以及權貴、官僚、地主們不加收斂的壓榨,共同促成了這麼一場波及全川的大動亂。
舉事首領王小波是茶商出身,作為蜀中三寶之一的茶,其利潤大部分都被朝廷以及權貴、官僚及大茶商們分享了,而作為茶行業裡最底層的販夫走卒,只能從萬千小茶商、茶農一道,在利益鏈條的最底層,爭搶一些殘根冷炙。果腹尚且艱難,就更別提其他了。
與茶一般,鹽、絲行業,也是如此。可以說,川蜀的這次大叛亂,就是蜀中各行各業底層百姓的一次總爆發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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