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宗篇52 臨淄王

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/暢讀/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，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。

雍熙十三年秋七月，蘇州，崑山縣，至和塘。

蘇州境內有三條河塘連通著運河以及長江，至和塘則居其中（另外兩條為常熟—白茆浦，松江），因河塘之利，崑山興焉。如果要給大漢所有縣城經濟發展製作一份榜單，那麼崑山即便擠不進十強，二十強總歸是有的。

距縣城不遠，就在至和塘邊，崛起了一座全新的學校：婁江學院。這座學院的歷史很短暫，整體落成才一年的時間，方啟用不久，學生也不多，暫時只有百來人，但是其來歷卻不尋常。

這是一所由蘇州、秀州、上海三地權貴牽頭，大商名流集資，共同修建，並且是一所以算學、數術為主要授課內容的學校，這也是大漢帝國除了軍事學校之外的第一所“專科學院”。

成立婁江學院的其目的，也是為經濟發展日益繁榮的蘇、秀、上三地，提供更多專業性的算科人才。其他衙門就不說了，就江海關總稅務司及三地下轄各口岸，就有大量人才需求。

隨著海關成立，徹底解除市舶司制度限制的江海一帶商業活動劇增，自然帶來各項管理上的壓力，尤其是稅收業務上，對專業人才的需要是極度飢渴的，並且還不是讀書識字就行了的。

初秋的婁江學院，景色宜人，江風習習，江上不時有帆船駛過，滿載的負荷讓船隻的行進顯得吃力。

學院內格外安靜，氛圍嚴肅，諸課堂間，年歲參差的學子們，正埋頭提筆，坐於書案，態度認真地進行著開秋以來第一次大考。考試的內容主要分為四項，算術、實務、策論以及《刑統》。

顯然，婁江學院是一所“高校”，沒有一定基礎的學生基本都是不招收的，這是由學校性質決定的，從建校理念就有了規定。

學院學制為三年，按照規劃，學員期滿學成之後，基本都會直接安排進入蘇州、秀州以及上海衙門供職為吏。因此，從這個角度看，這不僅是一所“專業院校”，更是一座“吏政學校”，專門為官府培養提供高水平的吏政人才。

作為建校以來第一次大考，莫說學生了，就是學院的掌院、教習們，也都格外重視，就和鄰居那座越發具備魔幻色彩的城市一般，婁江學院也是個新鮮的事物。

從建校理念，到教學模式，都是如此，而考試則是學院階段檢驗教學成果最主要手段，同時在考試模式上，也更加貼近科考以及朝吏政考核。這樣一套模式，究竟管不管用，管多大用，在沒有得到實際驗證前，所有人心裡都沒底。

得知婁江學院大考，臨淄王劉文濟也於百忙之中抽得閒暇，前來察訪。來時輕裝簡從，不打招呼，到後也要求低調接待，只讓掌院王學新陪伴著巡看一番，巡看過程也是一言不發，未免影響到學生考試。

掌院王學新，也是有一番來歷的，商丘人，自幼孤貧，好思篤學，長大後進入睢陽書院求學，拜在大教育家戚同文門下。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，睢陽書院與戚同文在大漢文化界都是鼎鼎有名的，出了很多人物。

而戚同文則是一個一生致力於教育、篤信忠孝節義的學問家，在士林中名望很高，還曾得到世祖皇帝的接見，不管在文壇還是朝廷，也都有一個“睢陽流派”。

而王學新能被治學授徒嚴謹的戚同文收為弟子，顯然是有本事的，與戚同文那些已經做到州府乃至道司及官員的學生不同，王學新沒走仕途，而是醉心於教學，在睢陽書院當教授。

只可惜，王學新雖然是戚同文的關門弟子，但終究是外姓旁人，而睢陽書院雖然在後來被定為官學，但話事者仍以戚氏子孫為主，至於王學新，在教育上是有些新想法的，但經常被批為“離經叛道”，境遇總歸是不那麼如意的。

直到婁江學院動工興建，掛牌成立，王學新受到延請，讓他到崑山來治學授徒。如果是一般的邀請，王學新可不會同意，就是京城國子監也未必肯去（那是沒法去，去了也未必待得住），但婁江學院可不一樣。

首先這是一座官學，有江南三州市背書；其次，這是一所全新的學校，辦校目的便是為給官府提供吏才，突破+創新對王學新來講很有誘惑力，並且同意讓他做掌院，一應教學管理，由他安排，盡情揮灑；

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臨淄郡王劉文濟親自給王學新去了一封信，這些個文人啊，傲骨固然有，但也吃禮賢下士這一套，尤其是地位足夠高的權貴出面時，那什麼矜持也都能放下。

比如臨淄王劉文濟之於王學新，面子與待遇都給足了，再加上治學理念上的相對契合，那王學新南下也就順理成章了。

有王學新帶著一干好友、弟子學生南下，再加從江南本地蒐羅一些人才，婁江學院的教育資源立刻就有底了，至於學生，是真不缺的。

至少三地的權貴及地主、富商子弟，是很樂意到這裡讀書的，官府吏才的“搖籃”，這樣的名頭可是格外吸引人的，至少在雍熙時代下的大漢，不是所有讀書人都一心一意想著走科考那條路，那實在是太難了

顯然，婁江學院成立的背後，臨淄王劉文濟是出了大力的，甚至可以說起到了主導作用。這也就可以解釋，矛盾重重的蘇、秀、上三地為何能在這件事情上達成一致，這是來自更上層能量的干預。

劉文濟已經在江南道待了三年了，江海關那裡的工作早就不做了，但皇帝劉暘又給他派了個江南巡撫使的差事，就近負責吏治監察、民情安撫諸事宜。

而早在雍熙十一年冬，由於踏實肯幹，低調謙遜，劉文濟晉爵臨淄郡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自從汝陽王劉文渙失勢，東宮有主之後，劉文濟反而受到了更多的關注，這三年間，也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招呼與示好，只可惜，臨淄王表現得謹慎而矜持，全都不加理會，甚至表現得拒人於千里之外。

在江南道這三年，劉文濟也得罪了不少人，因其執法嚴厲，剛正不阿，自然侵犯到了一些人的利益。

但同樣的，也獲得了不少人的好感，至少他處事一碗水端平，從無偏私，並且表現得很開明，尤其對僚吏與商賈。而這兩者，在整個大漢的社會執行機制中，都發揮著與其政治地位不相稱的作用。

臨淄王是說一不二的，說到婁江學院看看，就僅僅是看看，溜達完一圈，便毫不猶豫地選擇離去，連午飯也不肯吃一口。

當然，與掌院王學新之間，還是避免不了一場交流的，畢竟是自己把人請來的，尊重是很有必要的。

王學新倒是給了一個提議，有意在考試結束後把全學院的師生召集起來，讓劉文濟發言講話，也讓師生知曉臨淄王的恩情。

要知道，這所學院能夠建成，最核心的支撐力量便來自於劉文濟，但是在這方面，劉文濟卻是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”，從不表功邀名，甚至拒絕乃至禁止旁人宣揚此事。

王學新的提議，顯然還是想給劉文濟揚揚名，讓婁江學院的師生知道恩主是誰，這也是此階段下他唯一能夠回報劉文濟的東西。

然而，他還是小瞧了臨淄王，對於王學新之議，劉文濟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拒絕，並且以十分嚴厲的態度，以近乎警告的語氣，讓王學新不許再作此類考慮。

對劉文濟的決然，王學新倒不畏懼，只是驚奇，並且最終試探著問劉文濟，費心籌建這樣一所重要的吏政學院，不圖名，不圖利的，就這麼默默貢獻，這樣的舉動，在王學新的解讀下，顯然有另外一層含義。

劉文濟的反應，則更加佐證了其猜測，不過，王學新並不愚蠢，也沒有就此事多作饒舌。王學新所求的，也只是教書育才，一展所長，當然，再加一點虛名，這一點，他自己都不否認。

“我推動婁江學院成立，為了國家做事，為朝廷、衙司培養一些有用之才，何需揚名！”劉文濟還是簡單地解釋了句。

在離開之時，又笑眯眯地向王學新交待道：“若說有所求，兩年之後，我可要從學院挑選一些得力人才，表現出色的學子，王掌院可要給留下！”

對此，王學新自是陪著笑，應和著。

“殿下，京內急報！”劉文濟的座船沿著至和塘緩緩向長江駛去，艙內，一名高階侍從打扮的中年人急步來報。

正在研究這幾年上海市關稅情況的劉文濟抬起了頭，手一攤，來人立刻將急文呈上。

迅速拆閱，嚴肅的面孔間浮現出少許動容，放下，沉吟少許，便吩咐道：“傳令，入長江後，掉頭西向，回金陵！”

“是！”

最近兩年，劉文濟主要還是待在金陵，不管上海市的發展多麼迅速、新奇、引人注目，江寧府才是江南道首府，政治地位擺在那裡，而在大漢帝國，政治性永遠是要考慮在經濟性前頭的。

但對上海，劉文濟每年都要去個一兩次的。這座正在東海之濱快速覺醒的商業大市，匯聚各路人馬，龍蛇混雜，不知覺間，也成為劉文濟一個重要的“基地”，政治資源、經濟資源以及人才資源基地。

此番，劉文濟是從金陵出發東巡，一路經過潤、常、蘇州，最終目的地還是上海市。

而讓他選擇放棄原計劃的原因，也很簡單，京中傳來的訊息，皇帝劉暘已然下詔，打算巡幸東南，劉文濟當然要回江寧府，與道司大員們溝通好迎接駕以及鑾駕在江南道的一切事宜。

畢竟，這是皇帝即位以來第一次巡視東南。說起來，劉暘是個比較勤快的人了，躬親視事，從無懈怠。

過去的十多年，已經出巡四次，西南、西北各一次，北方則跑了兩趟，並且，往往喜歡去條件差點的地方走走看看，對東南的繁華勝景之所，卻是從來不肯光顧一次。

此番，皇帝終於動心了，於是，整個東南隨之震動。尤其對江南道，對江寧府金陵城來說，更是意義非凡，畢竟四十年前，正是雍熙皇帝代表朝廷接受江南國主李煜投降的。

對皇帝陛下，江南官民，自然也有“深厚”感情，當然這份感情也是建立在他的皇帝陛下的基礎上。

這件事，對臨淄王劉文濟來說，同樣很重要。一者，對江南道的考核，也是對他的考核，在這邊待了三年，正需要展現成績；

二者，母親蕭德妃（雍熙十一年晉位德妃）、他的王妃李氏以及一雙兒女，也跟著來了，這是一個一家團聚的機會。

過去的三年，劉文濟奔波於江南公務，每年除了開年元夕之時會回京待上半個月到一個月之外，其他時間都撲在江南。

其妻李氏，則被劉文濟留在京中，代他照顧子女，侍奉母親。有“常妃”的教訓在前，素來低調樸實、端莊恭謹的李妃，就顯得難能可貴了，包括其生的一雙兒女（劉繼禮、劉紛）在內，都很得皇帝劉暘的喜愛。

雍熙十三年的南巡，或許是劉暘繼位以來最“奢侈”的一次出巡了，至少隨行人員，連大臣、護衛、宮人在內，頭一次突破了一萬人。

當然了，巡視政策還是以前那個政策，即便東南富庶之地，劉暘仍舊不許地方貢獻，因為他出巡而侵犯到地方官民的生計生活，這是他嚴厲禁止的。

每一次巡視後，劉暘都會查賬，並且遣密使“二訪”情況，但每一次都會發生些么蛾子。

比如第二次北巡期間，曾在燕山北道的興化縣待了五日，雖然一切從當地取用物資都加價購買，但依舊給當地造成了極大影響，後憫其官民辛苦，劉暘下詔，蠲免全縣一年稅收。結果是，稅照收，只不過進了官僚的口袋.

起駕之前，劉暘對朝廷自然又做了一番安排，這一次沒有把太子劉文澎帶上，而是留其監國，以趙王劉昉、尚書令張齊賢、尚書左丞慕容德豐、樞密使高瓊偕同諸部司大臣輔政。

在隨駕駛臣僚中，則也加了一個身份特殊的人，汝陽王劉文渙。一個人的消頹與墮落，根本用不了三年時間，很難想象過去的三年，劉文渙是怎麼挺過來的。

當然了，也是劉暘起了愛子之心，方才在當年之事情日益淡化之後，將他帶出來走走看看，散散心，長久閉居府中，是能把人逼瘋的.